史蒂文森：大器晚成的“超人”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法律本体构成了祖飞老师的良知正义论理论建构的第一块基石。

不难看出，司法解释虽然将他人自杀身亡的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但由于这一归属并不符合通常的客观归责的要求，故仅规定为诈骗罪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而 没有规定按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按照笔者的观点，在法定刑较轻，并且存在双重结果的犯罪中，才有可能存在客观的超过要素。

另一方面，全面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也不合适，因为其中存在违反责任主义、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等现象。既然如此，将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他人自杀的结果评价为《刑法》第 257 条第 2 款的造成被害人死亡，反而能够使法条之间相协调。例如，有学者指出: 对于那些直接侵犯妇女人身权益的犯罪，其结果加重犯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 如奸淫) 直接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 二是在危害行为的直接影响下(如在拐卖妇女途中拘禁被害妇女)，被害人为躲避伤害而致重伤或者死亡的; 三是被害人被害以后，因感到羞辱想不开而自杀伤亡。又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6 年 7 月 26 日《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以下简称《渎职罪立案标准》)，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属于《刑法》第 399 条第 3 款规定的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一种情形。至于各种主客观事实 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具有何种关联性并不在考虑之列。

概言之，国外的刑法处罚范  围实际上是由检察机关控制的。有的学者指出，强奸罪的‘其他严重后果主要是指被害人因被强奸而精神失常、甚至自杀等。这主要包括：(1)新时代中国法治与人类法治文明、西方法学理论、国际法治理论、全球化法治进程、中华法系文明的法理关系。

第二，法治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外部系统工程。第二，参与推动世界法治文明发展进程。只有获取客观真实的数据或者样本，才能进行实证研究，做出客观分析，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在政治中国的政理视角下创新中国法治理论，既应当运用政治思维和政治原则确定出政治行为与学术行为的标准，把握好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统筹处理好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也应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上述有关政治标准、政治界分的原则性要求规范化法治化，借鉴和引入法治领域诸如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法不禁止即自由疑罪从无等原理原则及其制度设计来把关，为推进新时代法治理论和学术创新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有力法治保障。

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5)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共治工程，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法治与德治相统一，法安天下，德润民心。

在这方面，党中央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时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全会决定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这主要包括：(1)关于法和法治的一般制度、体系、程序、规则、规范和架构的法理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把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矛盾作为研究和突破的重点，以法治新理论回应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包括通过深化对国际法治(法学)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的研究，做出推动国际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中国贡献。

(6)加强国际法学理论研究，善于提炼法治理论的标识性、标志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法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法治理论、法治观念和法治话语的创新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应当正确区分法治理论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这主要包括：(1)关于法治运行实施的一般规律、特点、机制、行为、方式、条件、变迁、成效、评估等各个方面的法理问题。在守法方面，虽然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但全民自觉守法的格局尚未形成，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根本解决

四是立法应当符合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在全球性层面上需要新的法律秩序，尤其在通讯、环境、地球和其他星球自然资源方面。

第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概念，并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新时代法治发展的重要任务。

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当前，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困难。在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及时总结国家和地方层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和发展了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法治中国的新概念，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生命离不开实证的支持和检验，尤其是针对长期以来法学界习惯使用的对法和法学问题的价值研究、概念研究、规范研究、制度研究、比较研究等，对这些研究的深入和展开，对这些研究的机制和动态，对这些研究的效率和功能，对这些研究的结论和观点，都需要在法治实证向度的再研究中得到验证、深化和推进。第四，加强从法律大国迈向法治强国基本规律的法理研究。(5)实施党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政治工程，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确保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依规治党、制度治党。

(2)关于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和国家宪法宪制的法理，如中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法理，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一国两制的法理，关于中国民主选举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立法体制、法律体系的法理问题。坚持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从以下方面着力。

三、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 中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最根本的时代性，就是新时代的时代性。第二，以新时代的新矛盾作为法治创新研究重点。

五是在推进司法改革中，存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改革的深化不平衡。政治学意义上的善治包括十个要素，即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有效、参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稳定、廉洁、公正。

六、系统法治的综合向度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3)实施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工程，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完善法治，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最重大改革于宪有据，以宪法和法治引领、促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6)加强国际法学理论研究，善于提炼法治理论的标识性、标志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法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法治理论、法治观念和法治话语的创新发展。(4)关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发展各个领域的法理问题。

良法就是要求应当以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符合人类文明价值理性的立法体系治理国家和社会。(6)实施法治中国建设与平安中国建设相结合的共建工程，把授权与控权紧密结合起来、把维权与维稳紧密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与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保障平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5)法治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图像识别、基因科学、生命伦理、现代医学等新兴科学技术的法理关系。第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在法治发展不平衡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当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中，存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用法、护法等法治环节的发展不平衡，例如面对问题矛盾，一些地方还存在立法上放水、执法上放弃的现象。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立法方面，中国也吸收了不少国外的法治经验。立法过程中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问题依然存在。

四是在深化法治改革中，存在司法改革、法治政府建设、立法发展、依法执政、法治监察等领域的推进不平衡。来源：《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

(3)关于依宪/依法治国、依宪/依法执政、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军、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等法治实施各个方面的法理问题。法治理论必须更加关注对其各个零部件之间的相互兼容、彼此匹配、优化协同等整体性问题展开研究，更加强化对其协同性、系统性和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用全新的法治系统理论为引领和支撑，促进国家法治在整体上实现最优组合、发挥最佳效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总体进程。

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哲学、法理学、法政治学的价值体系、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它强调的是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的五性特征——哲理性、法理性、学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理性特征和内在要求。三是立法程序应当科学民主，良法的生产应当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来保障和实现。